皇冠体育官方网站多位经济领域的专家认为,并不反对让年轻人担当重任,80后90后高管在民营企业中屡见不鲜,但西安高新控股作为一家千亿资产规模的国有企业,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对新任企业管理者的上任有进一步的说明。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指出,西安高新控股是一家典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目前国内这类融资平台类的壳公司数量不少,通常具有业务单一、高度依赖财政资金等特征。

  西安市对于国企高管的任免,无论是资质条件还是选拔流程等都有一套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西安市国有企业员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担任国企员应当“具有在大中型企业中层及其以上管理岗位任职的经历,或具有在相应层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中层及其以上岗位任职的经历。”

  此前公示的简历显示,李甜“历任西安佰仕达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其余两人更是职场新手,三人的工作经历并未达到规定任职资格。据每日经济新闻转载粉巷财经报道,纪检系统参与调查的人士曾透露,李甜以劳务派遣身份供职于高新区督察考核办、会计核算服务中心,实际从事岗位为会计。三人都是普通家庭出身,家境最好的一位,父亲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工程师。

  11月5日,红星新闻记者来到陕西师范大学。记者在校园内询问了30位在校教职工和学生,虽然近半师生对此事有所耳闻,但对于校友朱玥并没有什么印象。“不是什么校园风云人物”“普通学生吧”是朱玥留给两位陕师大直升研究生的印象,他们是朱玥大学本科时期的同级校友。

  陕师大校方则出于保护毕业生个人隐私的原因,未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朱玥的在校表现情况,对“80后90后千亿国企高管”一事也不予评论。

  随着11月4日和11月5日西安高新官方微信号连发两则声明,回应了三人任职的质疑。声明称:李甜等三人被停职;高新区财政局违反国企管理人员任用规定,擅自变更企业法人代表及董事,局长王进杰被免职。本次关注的李甜等3人,并无特殊家庭背景,整个任职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有打招呼等违纪违规现象。李甜目前月工资4351元,朱玥目前月工资3600元,赵雪莹目前月工资4200元,在任职前后薪资无变化。

  11月6日,红星新闻记者探访了西安佰仕达人才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已于2009年整体搬迁至都市之门,与高新区管委会、高新区财政局、高新控股处在同一办公大楼。2017年11月的一份招聘启示显示,佰仕达是西安高新区管委会下属人才服务中心投资组建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其主营业务之一是为管委会提供人才派遣服务。

  据人才服务中心一位员工介绍,搬迁后佰仕达直接并入了人才服务中心,由于过往人员变动,李甜的同事都已离职。“有这个人,但你要去问宣传部”是员工们给记者的统一回复。一位物业管理人员明确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上面打了招呼,凡是有人问李甜、高新控股,一律指到宣传部。”

  西安市高新区党工委宣传部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纪工委介入,按照组织纪律不得接受采访。纪工委将通过官方渠道公布调查结果。

  红星新闻记者走遍了19层办公区12间办公室,发现高新区财政局占据了半壁江山,会计核算中心位于1911室,短靴型的办公室里分布着大大小小10多个工作间,粗略估计约有20人正在办公。高新区此前发布的声明称,李甜三人现均为会计核算中心企业身份的工作人员。

  但无论在室内还是室外,红星新闻记者均未发现西安高新控股的痕迹。物业公司表示,西安高新控股确实位于19层,但并未登记具体的办公室房间号。19层的前台人员说,“内部人员都清楚具体位置,现在不能对外说。”

  不清楚具体位置,那么这家公司到底有多少员工呢?上述粉巷财经指出,类似的融资平台本质上是壳公司,不会有太多市场业务,总部一般只有十来个员工。

  红星新闻记者发现,西安高新控股2018年半年度财报中母公司现金流量表显示,2018年1-6月,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317574元。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支付给总部职工的现金约为5万元左右。按照西安高新官方微信的声明所述,新任三位高管的平均工资在4000元左右,在任职前后薪资无变化。而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陕西省2018年一类工资区全日制最低工资标准为1680元/月。以此推算,其员工人数估计不到15人,极端情况下也不会超过30人。

  ▲西安高新控股的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显示,2018年1-6月,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317574元 截图自西安高新控股2018年半年度财报

  西安高新控股2018年半年度财报中明确指出,公司的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上与控股股东之间具备良好的独立性。“发行人具有独立完整的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体系,在项目立项、土地储备、设计规划、工程施工、材料采购、项目租赁、项目销售、物业运营等各环节各方面的经营与运作均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发行人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及董事会秘书专职在公司工作并领取薪酬,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兼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行政职务,财务人员没有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发行人的机构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中完全分开且独立运作,不存在混合经营,合署办公的情形”。

  上述财报上盖章的单位负责人为阎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与会计机构负责人为李捷,两人当时均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任职。

  中诚信国际出具的西安高新控股《2018年度主体信用评级报告》中也指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是股东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和最高经营决策机构”;“经营管理方面,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日常经营负责制”;“内部组织结构上,设办公室、工程管理部、企业管理部、财务审计部和法律事务部”。

  西安高新官方声明称,西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属于高新区政策性公司,由西安高新区管委会控股70%,高新区科技投资服务中心控股30%。截至2018年6月底,高新控股公司总资产1270亿元,净资产403亿元,负债867亿元,2017年公司获得政府债务置换18.74亿元。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西安高新控股是一家典型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目前国内这类融资平台类的壳公司数量不少,通常具有业务单一、高度依赖财政资金等特征。

  安徽省一家国有商业银行长期从事与经济开发区融资相关工作的内部人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类融资平台企业只是政府部门的另一种存在形式。“这一切造就了平台公司强大的融资功能,名为企业借款,实为政府部门通过企业间接向银行借款。当然,长远来看,随着公共财政能力的不断增强,政府的偿债能力在不断增强,平台公司的风险在不断减弱。”

  著名经济学家曹远征曾撰文指出,这种以地方融资平台为骨干的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尽管有某种PPP(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的味道,可毕竟因政府主导,商业考虑欠缺,在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其不可持续性日益显现,集中反映在债务负担的加重上。

  据《界面》报道,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郑春荣撰文指出,在新《预算法》的法律框架下,这类地方融资平台公司需要进一步加快转型发展,同时杜绝政府隐性债务的滋生。文章中还指出,目前来看,我国1万多家融资平台公司转型较慢,有一些在形式上合法,在实质上依然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郑春荣认为可以通过对关联交易严加监控、推进国有企业分类管理、健全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全方位监控或有负债等方式推进融资平台转型发展。

  曾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过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公司转型问题的专家汤晓峰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政府平台公司应主动开展市场化转型,积极进行产业化布局。他建议可招聘一支市场化的高素质管理团队,结合区域特点发展经营性业务,增强自身造血能力,摆脱对财政资金的过度依赖。由于政府既是平台公司的股东、又是平台公司的核心客户,因此要理顺与政府的管理及业务关系。要形成政企分离的局面,变地方政府的“管理职能”为“监督职能”,利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引导平台公司发展。政府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推进国有资源整合、妥善处理存量债务、支持资本运作、授予特许经营权等方式予以转型支持。